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面临着各种风险与挑战，必须用高质量党的建设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还要加强党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过程中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各环节，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从根本上提升国有企业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二是，怎么看待作为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的基建投资持续性。除民间投资范围扩大外，政府的投资决策权也下放到基层政府，从而极大地调动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投资积极性。
上述的情况表明，以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是中国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22.4%，资产和技术极为短缺，资产形成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仅为2%，研发投入仅为0.5%。这是因为国际比较表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在20%左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表面上是金融问题，但本质上是财政问题，既涉及央地财政关系，更涉及地方省市县财政关系。反映在宏观经济表现上，就是出口引领着投资的涨落，从而引领着经济波动。
因此，从总体上看，土地财政的正面意义是通过土地资本化，使原本低效，甚至无效土地资产变成有效投资的来源，进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更多产业资产投入，实现了资本滚雪球式的发展，一方面在实物形态上表现为物质资本的累积，另一方面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金融财富的积累。对中国而言，绿色发展既具有现代化的指向意义，又是技术进步的方向。如果把高收入国家分成三个组，这一数值能够进入中间那个组的行列。
今后十三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全民和全生命周期覆盖需要大幅度提高，如果我们预期要建成中国式的福利国家，就需要增加支出，提高社会保护水平、社会共济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随着非农就业增长速度的减慢，劳动参与率也就有所下降，使得工资总规模的扩大不像过去那么快，即便工资水平有所提高。根据这个标准，我们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五等份分组数据可以看到，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大体上主要在城镇高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可以说还不是很大规模的人群，所以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进入老龄社会后，我国需要形成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环境，包括就业环境、创业环境等，需要顺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环境的形成也需要假以时日，这些因素都将降低社会流动性。
第一，促进社会流动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目前，我国的总人口是14.12亿，在这些总人口中，约有35%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即这些人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不在一起。
第四，第三次分配领域可以大有作为。特别是以城乡之间收入反差、基本公共服务反差等为特征的差距，表明我国目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从这些角度看，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当机会变少的时候，就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性质，也就是说我获得某个机会就有可能使别人的机会减少。
同时，中国14亿多人口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为了让总人口发挥出超大规模市场的作用，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也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这样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形成需要增强社会流动。第三，再分配领域应顺应瓦格纳加速规律。在这些之外，我想再强调一个内容，即企业的科技向善、创新向善、算法向善，也就是说企业要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导向，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重要的，但可能迄今为止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化水平提高、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农业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
在这些人中，统计部门定义的流动人口占比为26.6%，即在35%的人户分离中又有26.6个百分点是流动人口同时按照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来说就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万之间。
同时也包括收入分组、职务地位、社会身份的纵向流动，从而形成一个人人向上的局面，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当我们谈到社会流动时，它既包括劳动力和人口在地域间、产业间、职业间、企业间的横向流动，这是社会性流动的基础。
首先从个体角度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少地倾向于追求职业的变化、行业的变化和居住地的变化，也就是不太爱外出、不太喜欢变化了，职业上升空间也会变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20-35岁是人的生育旺盛期，同时也是人们的核心劳动时间。因此，我国今后13年正处在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这个区间，我国要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流动性，可以与相关的参照国家进行比对，即以人均GDP处于12000到2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我国的参照系。这样，从供需两侧都可以获得改革红利。因此，社会性流动是横向和纵向两种流动的统一。中等收入群体在国外一般被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层，而我国叫中等收入群体。
特别是我国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0.4，而一般认为0.4以下是一个比较合意的收入分配水平。到2035年，我国的人均GDP应该接近或者超过23000美元。
6月28日中金公司中金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线上新发展阶段包容性增长论坛暨《迈向橄榄型社会》新书发布会。按照国际标准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的总体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偏高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公共政策的哪些方面着眼呢？我选择四个角度来进行说明。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推进改革可以带来报酬递增和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就是有利于增长、有利于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社会流动。
应该说，虽然增长速度下降是不可逆的趋势，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但是通过解除各种体制性障碍，还有巨大的人口社会流动的空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我国社会的横向流动在很长时间是非常通畅的。在整个区间中，从劳动收入水平来看，人们均处在职业的上升期，直到35岁才达到顶点，而之后就进入到下降期了。按照这个情况来看，在2035年达到人均收入目标水平之前，大多数参照国家的城市化率仍然比我国高，农业劳动力比重比我国低，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提高城镇化率和减少务农劳动力，缩小和这些国家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对2020年之后的15年时间中，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速度和目标做了一些测算。这个规律在中国的语境下应该怎么看？考虑到我国未来的发展过程是人均GDP从12000美元提高到2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说，在这个区间政府的社会性支出比重提高是最快的，所以我把这个一般规律变成和中国有相关性的特殊规律，叫做瓦格纳加速期。
首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的横向流动性已经显著增强，包括人口跨城乡、跨省份、跨东中西地区、跨产业、跨行业、跨职业、跨企业等大规模的横向流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用不同方式衡量的收入差距仍然是偏大的。
虽然这种经济增长的减速是发展阶段发生变化的表现，但是这个减速也带来了两种效应，一个是收入效应，另一个是结构效应。如果把高收入国家分成三个组，这一数值能够进入中间那个组的行列。
其次，从总体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使社会整体的横向流动、纵向流动都趋于降低，因为个体年纪变大这个特征汇总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老龄社会，它的流动也会降低。从这些角度看，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国早期增长速度快、教育发展快、产业结构调整快，归因于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机会，人人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且都不会抢占别人的机会。这就产生了一个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的矛盾，也是我国生育率下降、生育意愿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随后就进入到了负增长。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我国人口横向流动比较充足，但纵向流动还不够，而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橄榄型社会还不突出，人们在教育水平、职业身份、收入分组等各方面的平等向上的通道还不够畅通，即纵向流动没有伴随着横向流动同步发生。
同时，在整体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贡献了50%，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整体收入差距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现代化水平提高、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农业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
第四，第三次分配领域可以大有作为。根据这个标准，我们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五等份分组数据可以看到，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大体上主要在城镇高收入组和中等偏上收入组，可以说还不是很大规模的人群，所以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
